引言

巴蜀是西南的窗口和进一步开发西南的基地，巴蜀在西南与中原的关系史上，有很大的代表意义。巴蜀的兴衰治乱，往往可以作为开发西南进程及开发后果的一面镜子。从这个角度去审视巴蜀开发以来的两千余年历史，不难看到，巴蜀具有很强的自立割据倾向。巴蜀的经济发展，往往与中原不同步。在军事冲突中，尽管巴蜀偏处一隅，但却往往成为征战双方争夺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俗谚所称的"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看来是事出有因的。

司马错和张仪对伐蜀的争论

秦楚争霸之际，僻处西南的巴蜀成了两军争夺的要冲。当时，为了战胜楚国，是先攻占巴蜀，还是先攻占韩国，在秦国内部引发了司马错和张仪一场大讨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司马错要攻打蜀国，张仪说："不如攻打韩国。"这时秦惠王出面说："请你们说说各自的见解，让我听听。"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张仪回答说："应先与魏、楚两国表示亲善，然后出兵三川，堵塞辕、缑氏两个隘口，挡住通向屯留的路，让魏国出兵切断南阳的通路，楚国派兵逼近南郑，而秦国的军队则攻击新城和宜阳，兵临二周的近郊，声讨周君的罪行，（随后）乘机侵占楚、魏两国的土地。周王室知道已经不能拯救自身，一定会交出九鼎和宝器。我们占有了九鼎，掌握地图和户籍，挟持周天子，用他的名义来号令天下，天下没有敢于违抗的，这就能建立王业了。如今，蜀国是西边偏僻（落后）的国家，戎狄为首领。攻打蜀国，会使士兵疲惫，使百姓劳苦，却不能以此来建立名望；即使夺取了那里的土地，也算不得什么利益。我听说："争名的要在朝廷上争，争利的要在市场上争。"现在的三川地区和周王室，正是整个天下的大市场和朝廷，大王不去争夺，反而与那些野蛮的人争夺名利，这就离帝王之业远了。"

司马错说："不对。我听到过这样的话："想使国家富庶，一定要扩大他的领地，想使军队强大一定得让他的百姓富足，想建立王业的一定要广布他的恩德。这三个条件具备了，那么，王业就会随之实现了。"现在大王的土地少，百姓贫困，所以我希望大王先从容易办的事做起。蜀国是西边偏僻的国家，以戎狄为首领，而且有像桀、纣一样的祸乱。用秦国的军队前往攻打，就如同用豺狼驱赶羊群一样。得到它的土地，能够扩大秦国的疆域；得到它的财富，能够使百姓富足，整治军队又不伤害百姓，蜀国已经归服了。因此，夺取了蜀国，但天下人不认为我们暴虐；取尽了蜀国的财富，诸侯国也不认为我们贪婪。

这就是说，我们用兵一次，就能名利双收，还能得到除暴、平乱的好名声。如果现在去攻打韩国，胁迫周天子，胁迫周天子必然招致坏名声，而且不一定有利，又有不义的名声。去进攻天下人都不希望进攻的地方，这是很危险的！请允许我讲明这个缘故：周王室，现在还是天下的宗室；韩国，是周国的友好邻邦。如果周天子自己知道要失去九鼎，韩王自己知道要丧失三川，那么，两国一定会联合起来，共同采取对策，依靠齐国和赵国，并且向楚、魏两国求援，以解除危难。把九鼎送给楚国，把土地送给魏国，大王是不能阻止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不如攻打蜀国那样万无一失。"

秦惠王说："司马错你说得很对，我采纳你的意见。"结果，出兵进攻蜀国。不久就夺取了那里的土地，然后平定了蜀国。于是秦并了巴蜀，循江东下，南北夹击，攻破楚国都城郢。随着巴蜀并入秦地，西南地区与中原之间打开了一个窗口，西南各族独处一隅不通中原的局面宣告结束。同时华夏各族在长年战乱后，由秦国实现了统一。

从那时起，一直到清朝覆亡，共计2200余年，其间在巴蜀出现过的地方政权，就有东汉初年公孙述盘踞巴蜀，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北朝时期的成朝，五代时的前后蜀，北宋之李顺、王小波，元末的明昇，明末的张献忠等建立的地方政权。除此之外，心腹重臣盘踞巴蜀，与中央分庭抗礼也不断发生：最早的可以上溯到秦代的蜀侯通国，东汉的刘氏父子，南朝的萧纪，唐代的韦皋，南宋的吴氏家族等等。难怪李白哀叹："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这些割据或半割据的地方势力，延续时间总计超过整个开发过程的1/5。

巴蜀虽然偏处西南，但经济、军事却与中原休戚相关

巴蜀东面受巫山阻隔，仅峡江充当唯一的出口，北面受阻于大巴山和秦岭，古代只有依赖栈道沟通中原，因而巴蜀自古被称为"四塞之国"，但是巴蜀在经济活动中却一直是出奇的稳定和繁荣。

汉代时，巴蜀是官卖盐铁的核心地带，特别是井盐的生产更是常盛不衰。蜀锦久负盛名，在成都专设锦官，经营制作，成都因而又被誉为"锦官城"。从汉代起，成都就一直是国家的大都会之一。汉代的洛阳、邯郸、宛城、临淄、成都等五大商业都会中，唯独只有成都不在中原。

唐代商业大都会有"扬一益二"之称，成都仍然是不在中原的大都会。两千余年间，地处中原的古代大都会——洛阳、长安、开封、邯郸相继没落，唯独成都久盛不衰，青春永葆。巴蜀地区又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首发地。巴蜀自唐代以来，一直是国内最大的产茶区。陆羽编著的《茶经》，其资料来源的主要地也主要是巴蜀。

清末，洋务运动中，四川也领先一步。民办铁路，四川首开其先，从而引起了著名的保路运动，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纵观四川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这块四塞之国，在经济发展上倒从不闭塞，相反，有时还领全国之先。

巴蜀的四塞，并不阻碍当地经济的发展，也无法阻碍巴蜀不断被卷进中原的军事角逐之中。战国时，秦楚争雄，双方都企图取道巴蜀，以进攻对手的后路，巴蜀首次卷入了中原征战。诸葛亮的"隆中对"，即是取巴蜀立足，北伐中原，巴蜀再次卷入大规模的中原征战。

南北朝后期，西魏全国经营巴蜀，以包围南朝的梁与陈，巴蜀第三次卷入中原的纷争。五代时期，北方五朝及后来的北宋，也先后三次取道巴蜀作统一的打算。南宋偏安，重用吴氏家族于巴蜀设防，从后路抵挡金人的进攻。元蒙帝国偷袭云南大理后，同样在巴蜀长期与南宋对垒，牵制宋军，以造成伯颜偷袭临安的机会。上述六次重大的军事事件，战场虽然偏在巴蜀，但却牵动全国。综上可见，巴蜀虽然偏处西南，但军事上却与中原休戚相关。

天下未乱蜀先乱，真的是巴蜀人本性爱作乱吗？

从中原人的立场来看，巴蜀并非中原文化正宗，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的势力，都无法与中原匹敌，一直有轻视巴蜀之心。可是在实际的政治、军事活动中，却不得不承认巴蜀具有很强的实力。巴蜀的得失，往往构成全局成败的关键。历史上对巴蜀恃强凌弱，遭损的往往是强者自己。

西晋轻视巴蜀，派罗向专事镇压，以至于氐族大起义，造成成国的割据。南梁内讧，听任萧纪割据，放弃巴蜀，同样造成长江上游军事防线的全线动摇。元末重兵镇守关陇和云南，以至于明昇唾手而取巴蜀。可见，中原虽然强大，但绝不可轻视巴蜀，巴蜀虽小，却足以挫败中原的胁持。"天下未乱蜀先乱"，看来并非巴蜀人本性爱作乱，事实上是处理巴蜀问题欠公正而自找其乱。

问题仅在于为什么这样的四塞之地，偏安之区，却具有如此自立自强不容裹胁的势力，这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西南地区，不仅仅是巴蜀，遍及西南的其他地带，也有类似的现象。一旦中原朝廷失去警惕，改变公平交往的传统，任意恃强凌弱，一意孤行，单方面改变西南与中原的即成关系，遭致祸殃的主要还是中原。

汉武帝经营西南夷，在西南各地方搞"边郡"，目的只在于沟通中原与西南的联系，边郡的政治、经济、军事管理均不同于内陆，务使当地各族具有较大的自立发展余地，因而相安近百年，其间虽有少数摩擦，如成帝河平年间（BC28-BC25年）的夜郎王兴之变，但不足以牵动全局。

王莽执政后，一意孤行，改易边郡职能，强行与内陆划一，将西南一些"国王"贬低为"侯"，任意侵侮西南边郡各族，于是以王莽贬鉤町王邯为侯，以此为导为线，引起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全局震动。王莽派40万大军前往镇压，前后历经十多年，3次大举兴师，死亡数十万之众，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但最终没有征服西南地区的反抗斗争。这一事件，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王莽的主要军力和财力，这是造成王莽最终败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真可谓事发于西南而祸归于中土。

历史上，不仅王莽，凡是违反公平往返，不尊重传统惯例的基本原则，一意孤行追求短期的军事和经济目标的统治者，都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苦心经营的西南开发，却成了自身的销金窟，成了军事实力的无底陷阱，损兵折将之后，中原的衰败与覆亡也就随之而到了。

历史学家研究西南中原王朝的灭亡时，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王朝自身的政治派系斗争或频繁侵扰中原腹心地带的北方流放民族，而往往忽视苦心经营西南边疆，縻耗资财导致府库空虚；穷兵黩武，损失有生兵力，遭致军事实力下降；封疆大吏和边将因经营边疆而权势坐大，反过来危及朝廷内的政治势力平衡。这些也应当是王朝覆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至少是影响巨大的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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